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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贸易我国自唐以来和世界各国的文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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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一直以来都是丝绸之路上最紧俏的商品,也是古代中国和世界的最重要的商贸联系。随着瓷器的远销国外,世界认识了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也吸纳着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异质文化。那么这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是怎样通过瓷器这个纽带发生的呢?本文将简略介绍一下自唐以来的瓷器贸易。

唐代以来的陶瓷生产和外销

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国际化的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唐朝和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繁忙的商路上最为重要的商品就是精美的唐代瓷器。唐王朝以及紧接着的五代时期,全国有能力生产烧制陶瓷的省份大约有十几个,共计五十多个窑厂。作为国家首都的唐长安,容纳着各国前来贸易的商人,很快就成为了贸易集散地,销往世界各地的陶瓷从这里装箱。唐、五代的陶瓷出口量中有一小部分是政府对外国的赠予,大部分则主要是通过民间贸易销售。部分瓷器是外国经销商从中国订货,购买后运出国境;也有中国商人直接带货出国销售的。唐、五代的外贸运输路线主要沿用水陆两条丝绸之路:

(一)陆上丝绸之路用人力、骆驼作运输工具通过河西走廊,出往西亚、欧洲各国进行贸易。

(二)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船运,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太平洋,当时可以通过这条路线联系到日本、朝鲜、南亚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拉伯、伊拉克、埃及等国家。以上这些国家都陆续出土过唐、五代烧制的各种瓷器和彩陶碎片,足以证明唐代就已经和中国产生了贸易关系。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出海口处发掘过一艘沉船,船上装载了几百件瓷器,包括了越窑青瓷、长沙窑的青釉褐彩器、黑釉器等,说明这是一艘即将出海的商船。随同这些瓷器出水的还有一块刻有“乾宁五年”方砖。乾宁五年是公元年,即唐朝末世,这证明这是一艘唐代的船,准备从宁波(当时称明州)转海船出东海时遇难沉没。

宋代的瓷器贸易

宋王朝继五代而起,成为了又一个大一统的政府,它从诞生之始起就很清楚商业贸易对国家税收的贡献,采取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在陶瓷贸易上,宋政府在广州、宁波、杭州、泉州等沿海港设立了专门的贸易机构——“市舶司”,直接以官方的名义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全世界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迅速养肥了朝廷。

不断增长的海上贸易量,反过来促进了宋代造船技术的长足发展,当时的民用商船载重量已经达到了二千斛。并且已经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施:抛锭、起锭、驾驶、转帆、测探、指南针定船向等部件都已经在宋代海船上出现,基本满足了远洋航行的需求。财政需求刺激了贸易需求,贸易量的持续攀升又倒逼陶瓷工艺的进步,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闭环。在宋代,制瓷工艺的进步已经为瓷器美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北方,以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为主;在南方,则以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系为主。同时一些工艺技术最先进的窑厂,被皇家指定为专供宫廷器具的烧制场所。相对比唐代,宋代的制窑厂数量迅速增加,全国已经有了多达多个了。陶瓷业也许是有宋一代市场化竞争最为激烈的经济部门,在长期的市场调节下,全国逐渐形成了“南青北白”的产业布局。残酷的市场竞争,逐渐淘汰了一些名窑,越窑、邢窑由于无法满足更新换代的市场需求,渐渐退出市场,淹没在历史中。

宋王朝与海外进行瓷器贸易的国家基本上也遍布了欧亚大陆,以及一些东非国家,其中有: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柬埔寨、南亚次大陆各王国、非洲的坦桑尼亚等。贸易品种有:青瓷,龙泉窑系青瓷及白瓷、青白瓷、还有黑釉、褐釉、绿釉、三彩等生活日常用品。

元代的瓷器贸易

到了元代,海上贸易更是有所扩大。蒙古人在建立元朝之前就已经短暂征服了世界,也许是由于具有更高层次的国际眼光的缘故,元朝政府比以前的汉人政府更加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元朝廷将海上贸易全部收归为官办,政府出资金购买船只,开办贸易机构,聘请专人经营,盈利按七三分成,官府得七,经营者得三。同时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严禁民间私自贸易,这种与民争利的政策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根本得不到执行,无数人受到瓷器贸易的暴利吸引,偷偷从事着民间的瓷器倒卖活动。形成了官市、黑市双轨运行的瓷器海外贸易格局。

和宋代一样,瓷器贸易需求量的增加,促使元代的瓷器在工艺上有了更大的进步。一方面,各大窑厂还在延续和仿制着前代的各种产品,另一方面,江西的景德镇窑在胚胎原料上创新地采用瓷石加高岭土,创出了“二元配方”法,同时提高了烧成温度,有效地减少了瓷器的变形,从此以后,大件瓷器的烧制成为了可能,工艺的进步为产品序列的拓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宋末元初,天下再一次进入了改朝换代的战乱期,很多掌握先进工艺的北方窑厂技术人员逃入南方,进一步增强了景德镇的技术实力,又创造出了新的品种:釉下青花器、釉里红器,卵白釉、红釉、蓝釉等一大批新作的烧制成功,基本上奠定了景德镇日后“瓷都”地位。

元代陶瓷的海外贸易,除了沿用宋代的贸易路线和出口品种以外,东南沿海还出现了大批仿制窑厂,在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有大量民间窑场烧制着仿龙泉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品种,进一步填充了对外贸易总量。由于处于出海的前线,具备着得天独厚的价格优势,这些仿制瓷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

到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也大大助推了贸易量的倍增,元代海船载重量比唐宋时大了好几倍。年,朝鲜的海底层打捞出一艘我国元代船只,随船体残骸一起出水的还有一万多件瓷器,其中的三千件是龙泉青瓷。年在木浦市附近海域又打捞出一艘,随船瓷器也是一万多件,以青瓷和青白瓷为主。

明清时期的瓷器贸易

明清两代的瓷器外贸活动又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而且增长的速度更快,贸易形式首次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发展出了分工合作的新型合同关系,国外的客户往往可以提供纹样图纸,国内的窑厂按照纹样进行瓷器生产、加工和交付。

明代出口的瓷器中有着多种的来源,属于上品的自然是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除此之外还有三色瓷及前面提到的东南沿海各省很多仿制窑场烧制的日用瓷器,当然,这些仿制瓷器加工较为粗糙,价格也更加的亲民。

清朝时,景德镇已经成为了享誉世界的瓷都,景德镇出品的瓷器代表着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准,瓷器的品种也有了新的发展,在老的体系之外,又创出了珐琅彩、粉彩、广彩、金彩、天蓝釉、乌金釉等等的新品种。由于自唐代以来千年的瓷器贸易将中国瓷器销往世界各地,大部分的国家已经将来自中国的瓷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而受到民众的欢迎,这些瓷器中的上上品往往进入当地上流社会,成为富人们炫富的新手段,这又给中国制造的瓷器添上了品牌的附加值。在18世纪初,普鲁士的皇帝在赢取皇后时为了得到一批中国瓷器来装点婚礼,竟然用一只骑兵队和邻国交换。

随着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海运技术的空前发展为瓷器的流通更加大开方便之门,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更大了,于是在18世纪,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格外开恩,只在广州这一个城市设置了对外贸易站点,各国也在这里设置贸易公司,从此小小的广州城成为了中国和世界之间唯一的商贸桥梁,承载了所有的瓷器贸易。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统计数字,该公司每年从广州运往欧洲的瓷器多达三百多万件。

瓷器贸易的繁荣发展,在18世纪也催生出更加完善的行业生态和行业链条,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中国瓷器的经销商。据记载,在18世纪下半叶,光伦敦一个城市就有五十多家这样的经销商,他们负责承接客户的订单,然后通过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货,销售。在中国民间,这样的转销关系也同样存在,东南沿海的商贩们和洋人签订合约,从他们那里拿到加工图样,然后来景德镇、德化等地的窑厂订制销售。由于西洋客户提供的纹样往往带有异域风情,如圣经故事、英雄人物等,这也为中国窑厂的制作工艺添加的新的素材。

结语

从已经打捞出水的陶瓷器和海船残骸来看,唐宋时代的居多,元代很少,明清时代更少。但这并不是说唐宋之际的对外贸易量比明清时代大,而是恰恰相反,明清时代的出口量较唐宋时代大得多。但为什么考古发掘的明清瓷器反而更少呢?这是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沉船事故率。在整个瓷器贸易中,通过陆路运输费时费力,因此所占的比例很小,大部分的货品都是走水路出国。在唐宋时代,海船装载量很小,一般只有几百斛到两千斛,而且船体构造简单,抵御海上风浪的能力较差,遇到特别恶劣的天气就非常容易沉没;而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海运船只装载量已经到了几万斛,船体更大更结实,而且工业革命后许多机动船只也参与到瓷器贸易的运输中,几乎不会有大的海难发生,这也保证了瓷器贸易线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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